重庆，10月30日。记者联系到在儿子坠亡事故发生时遛狗的父亲崔先生，但电话刚接通便被挂断。崔先生曾表示，自己将永远抱有愧疚，失去的孩子是他的唯一，他不打算再婚，也不想再要小孩，只希望能好好照顾家中的老人。崔先生提到，狗已经处理，承受着网络舆论的压力。他的话语中透出父亲在悲剧面前的沉重和疲惫，像是将余生都寄托在“对不起”之中。

与崔先生形成对比的是孩子的母亲刘女士。她手中握着的两把儿童窗户安全锁的购买记录显示，时间分别是2026年1月和3月，而下单人正是崔先生。尽管崔先生表示无法预见，但监控录像将那天下午的时间段分解得十分精确：9月13日下午3点23分，他带着两岁零两个月的儿子进门，3点26分单独出门，3点38分返回时，孩子已不在。仅仅十二分钟，一个孤单的幼儿在开着窗户的十八楼房间里发生了意外。

崔先生的解释是，狗从早上到下午没有上过厕所，他觉得孩子能安全看电视且不会靠近窗户。而刘女士则指出，她在分别时明确叮嘱崔先生要照看好孩子，而他选择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，显然是违背了她的嘱咐。崔先生曾主动提出安装儿童安全锁，刘女士同意了，而他在事发前的意识显示他已经意识到开窗可能带来的风险。

通过刘女士的新证据，崔先生曾买锁、装锁的事实成为了一种预见的体现。如果他真心相信“孩子不会靠近窗户”，就不会主动购买安全锁。他的这个选择与未曾预见风险的说法产生了矛盾。此外，崔先生在社交媒体上的辩解也反映出，他心知窗户有时会开着。

法律上，责任的讨论不仅仅取决于事后言辞，更与事前的预见能力有关。崔先生的行为与固始县一案件形成对比。在那起案件中，母亲明知窗户无法上锁，却将孩子独自锁在房间外出，最终导致悲剧，而法院判处她过失致人死亡。而重庆案件中，崔先生仅仅离开十二分钟，尽管从时间上看似非常短暂，但他的选择却表明他对潜在风险的应对不足。

刘女士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矛盾中非常关键的：既然崔先生已经预见到了风险，为何在关键时刻没有采取措施来确保孩子的安全？崔先生所说的终生愧疚，或许确实反映了他失去孩子后的痛苦，但这种情感并不能替代他在监护责任上的缺失。律师透露，事后崔先生甚至提出经济补助方案，但刘女士拒绝了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已无法如常，而孩子的离世是由于崔先生的重大监护过失所致。